时间:2019-05-10 16:54  编辑:admin
有人不肯回去,老家的人都不认识了
龚新庆留恋着城市的生活,却不得不回去。但也有人宁愿住在逼仄而脏乱的出租房里,宁愿摆个小摊每天赚几十块钱,也不愿意回到农村,回到故乡。
在接近北京四环的地方,记者找到了一个城中村,这个村子被高墙包围,只有很少的几个出口,墙外是鳞次栉比的高楼,如果不注意,只是从墙边经过,甚至都不会发现,墙后是一个城中村。
这里居住的,都是附近打工的人,在菜市场卖菜的、商场里卖衣服的、在饭店里当服务员的、送快递的……
在村子里,还有很多年老的打工者,他们大多打工多年,随着年纪的增长,多数工作已经不要他们了,但他们不愿意回家,只能聚集在这里,每天早晚出去摆个地摊,赚点儿生活费。
65岁的韩承山夫妇,就租住在其中一间平房里,房子很矮,站在里面,几乎可以碰到房顶,面积很小,不到10平方米,一张床、做饭的灶具占据了大半空间,房子没有窗户,光线极暗,如果不开灯,白天基本都不能做饭。
韩承山是河南新乡人,夫妻两人出门打工已经30多年,去过山东、到过天津,后来在广州干了十多年建筑,韩承山干小工,妻子在工地做饭。55岁以后,工地不要了,他也干不动了。就到北京租了个摊位卖菜。前两年,菜市场撤了,他们没有找到新的摊位,只能蹬个三轮车,每天在路边卖一会儿。儿子儿媳妇原本也在外面打工,前两年孙子要上学,只能回老家了。韩承山老两口不愿意回去,留在了北京,不求赚钱,只要把自己的房租和生活费赚出来就好,“年纪轻轻就出来打工了,老家的人都不认识了,回去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而且习惯了城市生活,还是在这儿自在。”韩承山说。
59岁的李兴隆也不愿意回家,他儿子在广州打工,老家已经没什么人了,回去也是一个人,还不如呆在北京,虽然城中村生活条件并不好,但至少便宜,而且,这也是他习惯的生活。
有人不喜欢城市,但再也离不开
1988年,初中还没毕业的朱常红离开故乡,只身南下,到深圳打工。没文凭也没技术的他,请客送礼才找到了第一份工作,在一家保安公司做保安,每个月180元。在河南老家,这几乎是他们全家一年的现金收入。第二年的时候,他换到了一家纸箱厂工作,工资涨到了500多元,对他来说,这就是最满意的工作了。
但朱常红从来没想过要留在城市,“一直都不想在深圳,就想赚了钱,回家盖房子娶媳妇,深圳不是我的地方”。
朱常红最终也没能实现他的愿望,在深圳打工四年后,他认识了同样来打工的妻子,两人请了10多天假,回老家办了个婚礼,接着又都回到深圳打工。但朱常红并没有放弃回家的想法,哪怕在深圳买了房子之后,依然如此。
2016年,深圳的房子已经成了天价,朱常红在报纸上看到,有人卖了大城市的房子,回老家生活,他心动了。“当时也有客观条件,我们之前在深圳买的房子很小,后来有了孩子,父母也过来了,住不下,想要换个大点儿的,但根本换不起,所以我就想回老家了”。
就在那一年,朱常红辞了工作,一个人先回去“探路”。老家的房子不贵,一平方米才1000多元,但问题是,没有适合他的工作,在老家呆了一年,妻子跟他说,“回来吧”,他就又回到了深圳。
后来他还是把房子卖了,在深圳郊区买了一套大一点儿的小产权房,解决了一家人住不下的问题,“我不喜欢深圳,但确实已经离不开了”,他说。
从贵州湄潭县出来打工的严福英,也曾经打道回府。严福英18岁就出门打工,19岁到了深圳,在DVD工厂焊过激光头,干过电话营销,也在超市打过零工,最艰难的时候,住铁皮房,每天只吃“东莞米粉”,其实就是白水煮米粉,撒一把盐就开吃了,很多在深圳打工的人,都曾吃过它,因为这是最便宜的食物。
严福英在老家买了房子,她一直都想回家,在老家做点儿小生意,她觉得也能过得不错。刚生完孩子的时候,她也确实带着孩子回去过,但老家的生活节奏很慢,卖出去的货,有时候半年才能回款,每天就是打麻将、聊天,半年之后,严福英带着孩子回到了深圳,跟丈夫说,“这回只能死在深圳了”。现在严福英还会回老家,但只是回家探亲,哪怕依旧在深圳租房子,哪怕老家的房子空着,她也绝不会再回去工作了。
工资必须日结,超过一星期的活不接
2019年4月16日中午,67岁的陈孟景骑着环卫车,在林荫道上缓缓而行,他已经干了一上午,正准备回去吃午饭。
陈孟景是河北邯郸人,十多年前,他和妻子双双来到北京,进入了一家清洁公司,陈孟景被公司安排做街道环卫,妻子则被安排在一家医院做保洁,每人每个月2500元,住在公司搭的工棚里,自己做饭吃。
来北京之前,陈孟景夫妻一直在当地打工,家里的地,早就不种了。两个孩子也都在外面打工,孙子也都长大了,不需要他们帮忙了。孩子们不愿意让他们出来,希望他们呆在老家,但两个老人呆不住,“在外面打了半辈子工,回家干什么呢?种地,种不动了,也不会种。打工,在老家也没人要了”。
在北京六里桥,每天早晨,都会有上百农民工在这里等活儿。六里桥有长途车站,又临近西客站,曾是一个著名的非法劳务市场,近年来,随着相关部门的治理,大部分农民工搬到其他地方去了,留在这里的,大多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,极少有年轻人。
他们只接工资日结的活儿,不接受月付的工资,也不愿意接受长期雇佣,“怕了呗,以前老被扣工资、拖欠工资,现在超过一个礼拜的,基本上没人干,就算要干,也是每天结账”,已经57岁的江海潮说,江海潮是安徽人,在外打工已经近三十年,现在只打零工,每天结账才干,长期的活儿不接,“现在不怎么扣钱,也不怎么拖欠了,但早就怕了,万一拖欠呢”,他说。
人少了,招工的人也就少了。尽管只剩下一百多人,但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活儿干,从早晨到中午,一部分人跟着招工的人走了,一部分找不到活儿,回家吃午饭了,还有一部分只身在京的,不愿意回到出租房,在附近吃过了便宜的午饭,就又回到这里,打牌、聊天。
“回那个出租房也没意思,除了睡觉,什么事儿也没有,还不如在这儿,还有人一起聊天”,49岁的刘浩然说。刘浩然是河南周口人,20岁出门打工,已经打了29年工,因为没什么手艺,一直在工地上当小工,以前一天能赚10块钱就算不错了,还要被包工头拖欠,拖个几年都是常事。现在每天可以赚150—180元,日结,挺好的。但并不是每天都有活儿。一个月能干20天就算非常不错了。他租住在附近的平房里,一个月300块房租,再加上吃喝,一个月能剩下2000块左右。
 
他们不该被忘却
广州白云区黄园路上,远远就能看到一个“农民工博物馆”的招牌。博物馆门前,是一组农民工的雕塑。
从大门进去,迎门是一幅农民工长卷,长卷下面,是一篇记录农民工博物馆建造过程的文章。旁边则是一组农民工在火车站等待的雕塑,后面的墙上挂着一个牌子,上面写着“218次,开往广州”,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车次。博物馆里还有一个“广州站站台”的展区,站台上停靠着一节“广州到成都”的绿皮车厢。
博物馆一共四层,一楼和二楼是广州农民工的历史,陈列着数千件农民工曾经用过的文物,有生产车间的机器,也有各种生活物品、书信等。
三楼设置了多处多媒体和实物交互的场景,有建筑工人正在施工的印象,有农民工宿舍里的生活场景,还有农民工老家的农家院落……
四楼的最后,是一棵巨大的许愿树,挂着许许多多农民工的愿望。一位50岁的行李员写道,“再多干几年,就回老家,叶落归根”,一位48岁的装卸工写的是“知足常乐”,还有一位年轻的女生的愿望则是“想做个真正的城里人”……
这不是国内唯一一家农民工博物馆,在深圳宝安区,有一个“劳务工博物馆”;在四川成都,有一个“中国农民工博物馆”,那是中国第一个农民工博物馆;在北京皮村,有“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”……
但这些博物馆少有人所知,在广州农民工博物馆里,前台告诉记者,除了一些旅游团、机关单位的参观活动外,几乎没有散客来参观。而在深圳“劳务工博物馆”,记者参观时,馆里空无一人,只有几个工作人员,记者是唯一的一个参观者……
前几年,那首《春天里》,很多打工者都爱唱,歌词这样写道:“如果有一天,我老无所依,请把我留在,在那时光里”。如今,只有那些博物馆留住了曾经的时光,而记者采访的农民工中,绝大多数不知道身边的什么“农民工博物馆”,他们只是在逐渐老去。
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)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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